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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贫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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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苏曼殊(4)  

2014-06-20 10:23:00|  分类: 原创文艺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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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造就英雄,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特殊的背景,造就了近代文学中的许多怪才,奇才,苏曼殊就是其中格外显著的一个。苏曼殊和鲁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都有着无可争议的一席之地,虽然鲁迅的地位后来要比苏曼殊显赫得多,但曼殊的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家,他那率真、凄怨的风格特征,加上他作品中流贯着的特有的清新韵味曾使他的作品一度在海内外风蘼一时。鲁迅和苏曼殊拥有同样的时代背景、但不同的家庭生活、身世、经历,表现在他们作品的倾向上,思想意义上也各不相同。

对旧世界进行猛烈的批判,对新世界发出热烈的呼唤,是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鲁迅与苏曼殊当然也不例外。在苏曼殊与鲁迅的作品里,上至天地、上帝、神佛、孔子、皇帝、下至洋奴走狗、假爱国志士、顽固派,从中国到国外,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举凡一切反动落后的人物和事物,无不是他们批判对象。同鲁迅比较起来,苏曼殊显得简单幼稚,不够深刻,然而他措辞激烈,方向正确,始终以反清、反帝、反封建为中心,也是当时革命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苏曼殊和鲁迅先生是一致的。但苏曼殊作为生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虽然反帝,但比较起来,其反帝的力度远远不够。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在他思想的根源处,对帝国主义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对帝国主义充满了幻想,希望在帝国主义许可下进行所谓的“秩序的革命”,纵观他的全部创作,他虽然在字里行间时而流露出对帝国主义的不满,有一定的反帝倾向,但始终没有提出反帝的口号。鲁迅要比苏曼殊幸运得多,他不象苏曼殊那样仓促离开人世,生活经历的磨练使他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可以这样说,鲁迅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形象,而苏曼殊留给我们的是一桢饱含缺憾的形象,而缺憾和完美正是两种不同的美,两者互相补充构成了一个历史,一个时代,一代人的点点足迹。

苏曼殊对人民充满了同情,但认为他们是落后的,甚至把全体中国人说成是“色”、“利”二字的“走狗”,是“做惯了奴隶”的人,是“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的贱种。(《惨世界》),他只想做人民的救世主,不想做人民的领路人,这是苏曼殊悲剧的根源所在,在他的作品里,充满着哀怨,充满着控诉,也同时充满着迷惘与无奈,甚至绝望。鲁迅的作品,从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现实出发,既谈爱,也谈憎,鲁迅对被压迫人民的病苦的态度是在随着革命的深入而逐渐改变的,起初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笔下的阿Q就是典型的形象,他希望被压迫者不要只是诉苦,哭泣,而要勇敢的站起来去抗争,但后来,随着大革命的进行,鲁迅已经明确指出要号召人民起来去抗争,去复仇。他深恶痛绝国民的种种劣根性,并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他始终对勤劳朴实的人民没有失望,他坚信只有人民才是中国未来历史的真正缔造者,才是开创新生活的中坚力量,于是《药》中夏渝的坟上才会开出美丽的花环,于是才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说,鲁迅的作品中自始至终都闪耀着理性的光辉,都凝结着他对劳苦大众的满腔深情。他一边摇旗呐喊,一边和劳苦大众一起参与战斗,和整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共前进。

借助翻译外国文艺作品和介绍弱小民族的亡国史来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服务,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苏曼殊一生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其中对拜伦的崇拜、共鸣尤其引人注目。苏曼殊与拜伦拥有着大致相同的身世际遇、行为倾向、性格气质,他们都是艺术的虔诚皈依者,苏曼殊曾自叹“但顿裴伦(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从曼殊各种各样的译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曼殊是企图通过翻译引介外国的作品,来排遣内心的忧郁,来表现自己的理想,但作为一个生活在近代生活风浪中的个性解放的追求者,他乞求借助某种盛行的外来思想来表现内心的真诚与狂热,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曾发表《摩罗诗力说》,也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拜伦等“摩罗”诗人,但鲁迅的目的是为了促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期望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诗人和文艺家。后来鲁迅在一九O九年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其中的作品所叙述的经历大多和当时中国社会相似,鲁迅意在通过这些作品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因此,鲁迅与苏曼殊比较起来,他们在对待外来文学的倾向上差别是非常明显的,苏曼殊是理想的、浪漫的,鲁迅则是冷静的、现实的。

在苏曼殊的全部作品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诗,其次是小说。他的散文虽然也很有特色,但篇幅很少,影响也比较小。他诗中有画,言简意赅;形象逼真,性格突出;感情含蓄,格调低沉;正如熊润桐先生评价曰:“虽然词句仿佛迷离,难以定其所指,而隐约之间,却令人生无限伤心,无限艳思。”苏曼殊的诗皆为“有情之物”,读了他的诗作,很难把其和一个身披袈裟,头顶光光的和尚联系起来。从其留下的诗作看,以悲天悯人,吊古伤今为多数,其中“或芒寒色正一如天外七星,或殊绕馨逸一如空谷幽兰,但更多的 却是忏尽情禅,艳骨难收。”鲁迅也写诗,但和曼殊一样数量不是太多,鲁迅的诗“近踪汉魏,托体风骚,实在和太炎先生差不多是异曲同工吧。”“其意境声调,无不讲究,称心而言,别具风格。”鲁迅的诗和苏曼殊的诗风格有别,鲁迅早期的诗歌大多燃烧着明显的反对满清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的政治意识,“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这充分表现出鲁迅那种主宰人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从创作方法上看,苏曼殊大多取材于自己生活经历中,或应景而生,或应情而生,有一股艳媚之气。而鲁迅诗歌的取材相对而言则要严肃深沉得多,其已跳出了个人得的框框,有一股阳刚之气。但总观两人的诗歌创作,我们也不难发现,解放诗韵,喜采用异域典故,善使用口语等应是他们的共同点。

苏曼殊的小说,全部产生于幸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其中个别作品所写的时代背景更在幸亥革命之前的清朝末年。从题材上看,其小说几乎全部是爱情小说,其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和时人嗜好”(鲁迅《清末之谴责小说》)。从创作技巧上看,他的小说既承袭了旧小说情节曲折,一波四起,而具体细节上却又描写简洁的特点,又吸收了西洋小说善于心理描写的长处,这使他的小说清新而又不卖弄,热情奔放而又不浅露,以情感人而又不哗众取宠,笔调优美而又不以文饰实,在近代小说史上自成一家。鲁迅的小说创作同苏曼殊比较 起来又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呐喊》、《彷徨》的创作时期已经是无产阶级大革命到来的时期,身逢此时的鲁迅创作的小说一改那种浮华之气,而是认真的实践他自己提出的“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文学观点,他把自己的小说创作称为“遵命文学》。《呐喊》和《彷徨》两部小说集是他反对“人吃人”社会的控诉状和抗议书,是他改造“人吃人”的人生,争取人的权利的宣言书,也是他对“食人民族”的劣根性的最无情的针砭。苏曼殊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现象没有足够的正视的勇气,这是鲁迅所反对的,他不仅敢于暴露旧社会的病根,并且显示了高超的暴露艺术。他的小说与苏曼殊比较起来,题材更广泛,主题更新颖,人物更丰富,形式更多样,意蕴更深刻,更耐人寻味,更促人思考,更富有战斗性。

“苏曼殊虽然比鲁迅晚出生三年,但就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来说,苏曼殊却比鲁迅早一个时代。”但鲁迅的文化主将地位不在近代,而在现代,说他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和伟大奠基者,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他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卓越的艺术创造,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建造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苏曼殊,一个两个国家男女结合的产物,一个两种民族文化的结晶,苏曼殊一生身在佛门却难舍红尘,一生在情与理、出与入的冲突中迷惘着、痛苦着。苏曼殊一生竭其短暂的生命历程正如宋益乔先生所言:“三十五载的生活遭际,心灵跋涉的历程,抵得上平凡人得一个世纪。”曼殊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不解的迷,对于后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遗憾,不如说是一种迷人的诱惑,也正因此,苏曼殊才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旷世奇才。鲁迅也曾经历过迷惘,经历过困惑,但他信奉:“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凭着这样的斗争艺术,鲁迅的人生道路要比宽广得多,鲁迅的一生不仅是在时间概念上要比苏曼殊久远得多。“生逢大变动的时代,是幸事,抑或是不幸事?抑或兼而是之?”读了鲁迅与苏曼殊,答案自然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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